3月2日，就陈正人2月26日报送的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稿批示：“电话告知陈正人：文件收到。因我即日出巡，不能谈线日上午，乘坐“伊尔—14”，从北京飞成都。负责这次专机任务的是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机长是胡萍。

  “伊尔—14”中途在西安加油。见接待他的是袁学凯，开玩笑说：“你和袁世凯，只一字之差咯！”

  下午，专机到达成都上空。只见树上、房顶上、墙沿上到处站满了人，有的挥舞麻袋，有的摇晃竹竿，有的嗷嗷乱叫，有的敲锣打鼓，热闹得不得了。原来他们正响应的号召在赶麻雀！

  专机飞抵成都，下榻金牛坝招待所。到招待所，看了住房，说：“我住的房子这么大呀，太浪费了。”根据的要求，撤去招待所原来的软床和新卧具，换上硬板床和自带的卧具。

  4日，到成都，9日开中央工作会议。这其中的几天，主要用来读书看报和了解有关情况。贴身携带了几大箱子书籍，到成都后，又叫秘书从省、市图书馆借来了许多有关四川的书，如《华阳国志》、《四川省志》、《蜀本记》。他听取了有关负责人的汇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情况。

  5日上午，就山东灾情做出批示：“小平：此件所载山东灾情问题，请用电话向舒同询问一下，问他们是否注意了此事，救济办法如何？”①

  下午，休息起来，坐车察看了成都市容，去郊区农村察看了庄稼长势，视察了成都量具刃具厂。

  经过西城和南城城墙外围，看见靠马路和城墙边上有不少破烂的棚户，有的棚子不仅很矮，还用草和树枝盖顶，不能遮蔽风雨，神情严肃地说，你们这里解放这么些年了，还不能给群众修些瓦房吗？群众住在这一个地区怎么能休息？又怎么能讲卫生，消除“四害”？当看到不少茶馆里围坐着许多群众时，说，四川茶馆真多。陪同人员告诉他：不仅城市有，乡场上也不少。问：你们四川是几天赶一场？陪同人员说：场期不一，有的是三六九，有的是二五八，还有的是一四七，在一个区范围内，几乎每天都有场可赶。又问：乡下一碗茶是多少钱，陪同人员告诉他：看茶叶好坏，三五分钱不等。用指头算了一下说：就算一个社员每月赶七八个场吧，光茶钱一年就要好几块钱。他说：场期过密了，不可以改革一下吗？又说，改革场期关系到每个方面，要研究好，不然会受一定的影响的。

  汽车在城墙边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说，这个城墙为啥不拆除，陪同人员说：在人民代表会议上议论过，有人提议要拆，有的人说这是文化，不能拆，要保留。说：为什么不能拆除，北京的城墙都拆了嘛。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群众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了后群众交通方便，土可以做肥料，砖可以修房子，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

  十分关心民主人士的生活和学校的情况。在车上他问：李劼人现在怎么样？他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怎样？陪同人员说：李劼人现在安排为成都市副市长。说，1945年在重庆时一个座谈会上见过他。还询问了其他几个民主人士的情况。

  车经过四川医学院后门，问这是什么学校。陪同人员说：是四川医学院，即原来教会办的华西大学。说：可不可以进去看看。说：进去绕一周，不下车。在车上，他询问了学校的情况，还对陪同人员讲了加拿大友人文幼章先生的情况。

  看了市容，又兴致勃勃去郊区农村察看庄稼长势。闲聊之中他得知成都量具刃具厂就在附近，便即兴赶到量具刃具厂视察。说：不要告诉工厂党委了，他们很忙，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只看一个车间就走。

  下午4点多，到了量具刃具厂，在备料车间主任王德明陪同下到车间参观。

  进车间不远，就看到锻工操作着150公斤重的空气锤，一起一落，干得正欢。王德明介绍说，这台机床是沈阳制造的，边上那一台是太原的产品，大都是国产，效率很高。听了很高兴，不住地点头。他走得很慢，问这问那，什么都很感兴趣。在调直台前，他问：“这是什么？怎么用？”王德明一边介绍一边上台示范操作，旋转上边的把手，把一根微微弯曲的铁棒压直。

  在材料库，摸摸一盘带钢，问它的用途。王德明答，带钢是作量具千分表的材料。一个检查台上面放着新做出的许多配件，拿起一件：“这是量尺吗？”王德明说，是量尺，也叫卡尺。点点头，询问各种检查器的效能，对量具刃具的精密程度格外注意。

  工人们渐渐围拢上来，握住一位青年工人油迹斑斑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多大年纪？这位工人激动地说，我叫吴朝武，今年19岁了。

  看完备料车间，走到铣刀车间的时候，厂党委书记和厂长急急忙忙地赶到。向他们打招呼，解释因为怕影响他们工作才没有通知他们。他看得高兴，便要再到铰刀车间看看。

  5点，这是工人交接班的时候，下了班的工人们一群一群涌向铰刀车间。写在黑板报上的生产跃进保证书引起的注意。他一条条看着，忽然回头问道：“什么是文明生产？”“文明生产就是要贯彻对机器的维护保养，做到安全、清洁、卫生和生产有秩序。”厂干部回答。挺满意，称赞道：“很好。”

  7日下午4点，游览了成都杜甫草堂。没从大门，而从草堂寺这边过来。踏过小桥，环顾着四周的翠竹、苍松和高大的楠树，步上“柴门”的台阶，往工部祠走去。

  工部祠是杜甫草堂最后一幢建筑，因杜甫当过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而得名。一室三楹，肃穆庄严。在看左壁间嵌着的后人凭吊杜甫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时，十分入神。有时用右手轻抚下颚，有时把微弯的左臂背在身后，口中似乎低吟微咏。看了题壁，又浏览了祠内杜甫的泥塑、石刻像，然后走出来往诗史堂走去。

  “这是啥地方？”问杜甫草堂的负责人林延年。他是从后面步入堂内的，因此没有看见悬在前面镌有“诗史堂”三字的匾额。

  林延年介绍说这是诗史堂，是后人为纪念杜甫而修的。很有兴趣地看了堂两壁间悬挂着的各种杜甫石刻像和画像。

  堂正中有一尊古铜色的杜甫全身塑像。在它面前站定，一面端详着，一面点着一支烟，慢慢地吸着。

  诗史堂东西两侧配有对称的陈列室，有回廊连接。沿着这回廊走进杜诗版本展览室，浏览宋、元两代杜诗书影。一部用雪白的宣纸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引起了的注意。它版面宽大，字迹清晰易认。林延年告诉，这是最近上海收集到的版本，发行到成都来的。

  “有多少本？”问。“发行到成都的约有十多部。”叹道：“太少了。”

  看完明、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后，望着陈列在橱内的诗集，若有所思地说：“是政治诗！”

  最后，走到大廨，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个带有靠背的“飞来椅”的平盘上坐下休息。他的神情从容轻松，吸着烟，四下环顾。他忽然站起身，走到这座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着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他轻声地念着，然后自言自语道：“是集杜句。”看完上联，又看下联，他的脸上露出赞许的笑意：“好联。”

  8日，派人到杜甫草堂，借阅了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共12部108本和楹联50余种。

  当天，还对彭德怀关于空军进入福建问题的报告做出批示：“已阅。退彭德怀：进福建事，同意你的意见，照那样作准备，但最后实行进入，到那时再作决定。”②

  中央各部只有冶金、农业、铁道和化工四部部长参加，地方上各大协作区负责人和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省委，中南和华东只有个别省委书记到会，其余的将参加在武昌召开的会议。武昌会议（4月1～9日）是成都会议的下半部，主题都是传达和讨论南宁会议的精神，各省汇报本省的规划。也能说这两个会议是南宁会议的继续。参加成都会议的共39人（比南宁会议多14人），他们是、、周恩来、陈云、、罗荣桓、李富春、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谭震林、、吴冷西、田家英、李锐、王鹤寿、廖鲁言、滕代远、彭涛、林铁、刘仁、陶鲁笳、黄火青、欧阳钦、黄欧东、吴德、柯庆施、陶铸、王任重、李井泉、谢富治、周林、张德生、张仲良、高峰、王恩茂、李大章。

  在成都会议上，全体人员参加的称大组会，主要开大组会；另外分成三个组，小组会开的次数很少，主要是通过文件。

  头十天是大家轮流发言，结合讨论，后七天主要是大组讨论。在成都会议上，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在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发言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每次都讲一两个小时。

  提出了25个问题以便大会讨论，他的讲线. 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结合。

  对行将开始的表示了某种担心：个别合作社已完成，或一年完成，或苦战三年完成，12个省五年完成，但未把荒年算在内，恐怕落空。

  说，湖北五至七年完成（包括二年灾荒），争取五年完成，就比较主动。现在账已公布出来了，完不成要挨骂，有无把握？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

  说，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85%，着重搞工业，没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要接腿。

  说，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可不得了。山东要15万人，山西招临时工17万人。如果不注意就是线. 平衡问题。

  说，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调整分工，要好好研究一下。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失业，如何办，哪里去吃饭？

  说，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当要一点。现在有社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说，欧洲现在没形成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起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一万年后写历史，各有褒贬。

  12.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究竟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两类矛盾的情况如何？克服的趋势如何？

  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能这样提。”去年生产不起劲，今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1956年。哪种办法好？1957年的“反冒进”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这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苦战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改变面貌”，是办不到的，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说，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要一年内就产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说，现在都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实际的毛病？不要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

  说，南宁会议提出，反冒进是个方针性质问题，有许多紧张。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不好混之意。

  说：“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讲完之后，余下的时间，由乌兰夫和陶鲁笳发言。①

  讲话的主题是借规章制度问题，讲思想方法。题目是“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在谈到解放后教条主义的影响时，说：“全国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根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体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绝对没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搬，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汤，害得我三年不准吃鸡蛋，不准喝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了。总之，是苏联第一，一切照办，一切奉行。“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关于中医中药，同卫生部作过斗争。

  分析了产生教条主义的一些原因：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无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二、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四、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

  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不一样，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我们的应当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么迷信。

  他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啥不崇拜呢？我们始终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①

  从3月10日起，会议安排得很紧，除白天开会外，有时晚上也开，中间两个星期日（3月16日、23日）休息。

  10日至15日下午，17日至19日上午，各地负责先后发言，共有16人，谈本省、市的基本情况，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也谈问题，都提到跃进的计划。这些大组会，都参加了，都有或长或短的插话。

  上、下午或晚上，共有五次大组讨论会，讨论那25个问题及印发的30多个文件中较为重要的和存在不同意见的问题，没有参加这种讨论会。、周恩来等人和中央各部部长，发言比较多。晚上开的三次小组会，都是通过会议文件。其他时间则阅读文件。

  说：“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的八年，顾不上也抽不出手抓建设。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建设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科学、文教、商业还没有摸。我们肯定苦战三年，切实去摸，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谈到在努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要注意增加农民的收入。他对当时一些“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平原地区合作社的规模大一些为好，可以办小学，办工厂。”“苦战三年，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的养猪。三年内增加合作社积累，分得少了，应该使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要多养猪，两头堵死不好。”

  南宁会议以后，各地都在研究农业四十条的落实规划，这次成都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各省汇报规划。南宁会议后王任重受命联系河南、湖南的情况，在会议上王任重汇报：河南的吴芝圃提出1958年麦收前全省消灭四害。（说，怎么能消灭那么多？）1958年底全省消除文盲。（说，这怎么行？哪个文盲字认得这么快？）王任重继续汇报：吴芝圃还提出今年实现四五八。给他打了电话，说主席的意见，不要讲得过死了。问他是否登报了，吴芝圃说，没有登报，在党内讲的。以后吴芝圃来电话，活了一点，说今年或明年实现四五八。王任重说，现在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速度到底有多快，到底一年实现四五八，三年、五年或者七年？现在还难以断定。（说，你河南这一来，把我们什么都捅破了。假如它能一年实现四五八，只有两个月就要全部实现水利化，今年就要消灭文盲。的话说了一半，谭震林插话：这两条，一个水利化，一个消灭四害，我看是可能的。由于谭震林的插话，的话只有减半，说，一个四五八，一个消灭文盲，不一定可以做到。）

  在欧阳钦发言时，插话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可不能这样提，各省可议一下。”

  在黄欧东发言，谈到两年实现亩产400斤时，插话说：“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可以提得活动一点，留有余地，再看一看，以免被动。”

  在李井泉发言时，插话说，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现在还不能说已形成，标准是工农业不出大乱子。

  在李井泉谈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时，说：“实现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提三年到五年。”

  说，这次会议应对时间取得一致看法，除四害可三年到五年。一年突击，三年推广，第五年扫尾。粮棉是五年至十年。绿化三年到五年。有伸缩好些。

  说：“搞农业机械化，小社势必要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可以搞联社。”“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会合并一些社。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搞大型社，可议一下。当然不是回去就弄，而是五年之内，要逐渐弄。”

  说：“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

  陈伯达谈道：最近主席了解了一下渤海区的情况，我们去住过几天，就感觉到的确是“”。插话：我看了一下渤海黄骅合作社，只有两年时间，根本翻过来了，只种一季水稻，亩产1000斤，是新开垦的一个区，80%至90%以上的人口都是外来户。从北京坐吉普车，经天津、大沽一天即到。那个地方过去出蝗虫，现在产水稻。

  说，要同帝国主义争时间，争速度。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又有现代工业、又有现代农业、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真正的醒狮派。但发起威来，不搞大国主义。①

  16日周日休息，下午6点多，到四川郫县合兴乡红光农业社视察。红光农业社的社长周桂林，副社长刘贤松，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和农村工作部长潘兆清赶到社机耕道，下了车。握手的时候，说：“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屋里只有一位正患眼病的60多岁的老婆婆林赛华在家。她看见许多人簇拥着一个高大身躯的人进了门，以为是来了一位外省的大干部。

  他问林赛华何时入的社？一家几口？有几个劳动力？交多少公粮？卖多少统筹粮？一年分多少口粮？

  “认得到。”林赛华转身指着周桂林和刘贤松说，“这是我们的周社长，这是刘社长，我们社还有张社长、穆社长……”

  起身进了灶间，想看看偷油婆是怎样。打开碗柜未曾发现，却看见里边的碗筷收拾得干净整齐。他又到堂屋，问林赛华，能不能再看看你们的房间？

  房间虽不大，但也整理得清洁整齐。走出来，幽默地说：“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

  走出林赛华家，一边往前去看农田，一边向社长们问起社里有多少户，有多少田，有多少生产队，生产队下有没有生产组。

  “怎么没看到她？”回身打量身边的一群社干部，有人立即找人去把女社长萧绍群找来。

  不一会儿，萧绍群来了。和她握手，关切地问：“你们社有九百多户人家，管得下吗？”萧绍群说能管下。周桂林社长这时也说：“有党的领导。”听了点头。

  路边有一块麦地的苗显得比较矮小，看见了，说：“这些麦子算不算好的？”

  前边一块菜籽田长势不错。走进去，站到金黄色的油菜花中，问：“这样一亩田能收多少斤菜籽？”

  周桂林估摸了一下说，大约能收一百七八十斤。把右手比划着胸前：“能不能长这么高？”手又往上一抬，比到齐颈的高度：“能不能长这么高？”手再往上举，到一人高的时候：“能不能长这么高？”一边比划，一边开心地笑着。

  村里的一帮妇女和孩子围着看个没够。走过去，指着跟前的孩子问：“你上学没有？”他一直问了四个孩子。问第四个孩子时，边上有人说她已经高小毕业，正在家劳动。问她：“劳动好不好？”那小姑娘说好。赞许地说，很好。

  接着，他问社长们：“社里办了民校没有？”周桂林说办了一个。说：“再办一个好不好？”社长们应允了。

  转上一条小道，去看一块麻田。麻田前有一个三尺多宽的沟。周桂林跨过去，转身要扶一把，却见他已跃步而过。走到麻田边上，问：“会不会踩坏麻？”周桂林说：“不会，苗子小，从中间走不要紧。”

  一个右手用布裹着吊在胸前走过来的小女孩，引起了的注意。他问：“你的手是怎么伤的？”

  “给她点药，把伤治好。”给随行的保健医生说。隔了两天，还惦记着这个女孩，又吩咐医生专程来为王祖运换药。

  “麻雀好办。我们把大家组织起来，熬更守夜地干，到处吆赶，只留一块空地，让它们停下来，落一个打一个。”

  周桂林讲，社里用“打破碗花花”消灭蚊蝇，并说“打破碗花花”是一种野生的毒草，把它或它的浆汁放在粪坑里，就能杀死蛆虫和蚊子的幼虫了。

  潘兆清解释说：“以前为避免孩子们去摘这种花，农民们就对孩子们说，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打破了碗，就吃不成饭。这名字就是这么得的。”

  听了，兴奋地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接着，他又问，这种“打破碗花花”好找吗？

  周桂林说好找。说完走到田坎边随手拔来一株。拿过来看了看说：“很好，带回去，明天开会给大家都看看。”并嘱咐，县委书记和省农业厅驻红光社的一个农技师动手写稿，明天写成，后天审稿，再后天登报。

  “打破碗花花”的事三天后也有了结果。1958年3月19日，《四川农民日报》刊登了介绍这种野草的一份材料，还附有它的样本图。材料介绍说：四川各地农村里，在田坎边、水井旁生长着一种野生植物，郫县的农民叫它“打破碗花花”，把它采来撒在粪坑、水里能杀蛆灭孑孓，还能毒杀土蚕、蜈虫，同时它又是一种很好的绿肥。

  把这个材料专门推荐给参加成都会议的，并专门写了一段文字转述这个有意思的名字的由来：“红光社的们说：其所以叫做‘打破碗花花’，是农村中大人们教导小孩子，不要去触动这种植物的身体，使它破裂流出一种汁来，粘在身上，腐烂皮肤。讲时并不是这么说的，而说成：如果谁去触动这种‘花花’（植物），回到家里，就会有失手将碗打破的危险。”

  后来，《人民日报》以《让毒草为人类服务》为题向全国农村介绍这种植物及其用途。①

  19日，为印发《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高潮》部分按语，写了如下的话：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别的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有几率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一定要准备去对付。①

  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现代化、机械化与改良农具是对立的统一，两者应一起进行，请各省市迅速推进。河南、河北已形成群众运动，是自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得知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二、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岂不更好。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挡，但领导上要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

  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目的是调整生产节奏。如果只有急和劳，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武昌县书记，不看农民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要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

  四、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是说不自觉的。四十条还没有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脑筋中有一定的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把握。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在会议散会的时候，讲完话从会议厅出来，吴冷西赶上去问：这次会议讨论不讨论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想了一下回答说，这次会议讨论很多问题，光印发的工农商方面文件就有两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没有来，人民日报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①

  21日，陈云在大组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随后讲道，反冒进的问题不要再谈了，不要再作检讨了。

  21日上午，从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出发，午后到达四川灌县都江堰，特意来看都江堰。站在玉垒山腰，拿望远镜眺望都江堰和远处的大雪山，参观了伏龙观，看了都江堰水利工程模型、都江堰灌溉分区图，然后参观了宝瓶口。

  返程路上，心情极佳。看见路边田里有社员劳动，就停下车，跨过路边小石桥直奔庄稼地。这里是灌县新城乡莲花一社。第一个看见毛主席的是社员冉贵全。就像一个熟识的乡亲似的向他打招呼：

  “要把草锄干净哩！”麦田里有一些杂草没锄尽。走进麦田，蹲下去拔杂草，问冉贵全：“每亩能收多少斤？”冉贵全不知怎么回答。伸出了四个手指：“400斤？”

  把头转向李井泉：“400多加600多，就是1000多，那可了不起。”又问冉贵全：“粮食多了怎么办？”

  哈哈一笑，逗趣地说：“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引得大家全乐了。冉贵全吭哧吭哧不知怎么对答，正想再说些什么，已迈上田坎。

  一个农民迎面走来。上前和他打招呼，问他今年多大了，孩子读没读书？那农民说自己58岁了，两个孩子都上了学。高兴地指着他的肩膀：“好哇！”

  沿着田坎走过去，跨进一块苕菜地。地里几个女社员正忙着摘苕菜。“你们摘什么？”王应岗说：“摘苕菜。”走过去：“我帮你们摘点好不好？”说着，弯下腰就摘起来。不一会儿，把一把嫩绿的苕菜尖尖递给了王应岗：“这行不行？”王应岗连忙站起身来双手接过，连声说：“行！行！”别的几个女社员这时也停下手里的活，想喊几句毛主席，话到嘴边又激动得喊不出来。

  出了苕菜田，沿一条杂草丛生的干沟朝前走去。几个孩子呼叫着紧跟在他身边跑，停下脚步，问一个叫任国民的少年：“你认得‘打破碗花花’吗？”任国民说：“认得。”

  任国民毫不犹豫地说：“敢拿！”就伸手去接。笑了，很欣赏孩子的勇气。大家也都笑得挺开心。

  返回公路准备上车，地里的社员都拥上来送行。也很愉快，和大家握手告别。①

  返程途中，在街边一家普通餐馆用餐，吃豆花和辣子回锅肉。返回成都已经是晚上7时许。

  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路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用多少钱，有无可能，每一个五年各需用多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可以在回京后，跟一些研究之后，再行改写，不惜反复修改。三张图印得不大好，地名字太小，又不明显，有些地名看不清楚。三图现退还，请你用黑墨水笔在偏僻地名上重写出看得清楚的字，于本日下午交我。熟悉的地名不要重写。

  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说，要在县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并不砍你的头，撤你的职。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高，我们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

  说，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住了，不敢跳出框子想问题。那很危险。

  说，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真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我们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说，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用两三天的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谈谈心里话？

  开会期间，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出来发给大家。他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他要各地负责回去收集一点民歌。

  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他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我们可能搞到几百万或者成千万首的民歌。

  24日，根据提出的会议最后几天务虚、整风、开思想座谈会的意见，从这天上午起，会议采取召开大组会（差不多是全员会议），由少奇主持，不出席，漫谈思想。结果又走向总结1956年的所谓“反冒进”的教训，发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评，不仅各大协作区区长都讲了（柯庆施很活跃，连插话讲了三次，总是带着教训人的口气），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也讲了，周总理、少奇、陈云、小平都谈了经验教训，彭老总也说很受启发。②

  25日，在成都会议上第五次讲话。说，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说：要真真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交谈。省委处理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

  称赞了冶金部党组的一个做法。他们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说，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

  中央下去的，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何需要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五年。

  说：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过高的指标要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有余地。支票开得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又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好措施。

  讲话后，张德生、、柯庆施、、陶鲁笳、周恩来、、滕代远、、彭德怀先后发言。①

  说，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虚实并举，实多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过去我们太实了。要引导各级领导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相结合。”一年抓四次很重要。不抓，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特别是今年，要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掌握建设的进度就会稳一点。下次会议重点放在工业，七月间开。河北的一百亿斤粮食，一靠人民，二靠上帝。“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

  最后，说，有些说，希望工作解放一点，这很有必要。从中央、省到地这三级，和其他某些，解放一部分繁重工作，这才有机会比较注意较大的问题，才可能做一些研究工作、调查工作。必须如此。总之，少管一些事，才有可能多管一些事。如何解放？大家研究。

  晚饭的时候，田家英告诉吴冷西：说，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这次会议来不及讨论。说他将去武汉，要吴冷西随他一道去重庆，下三峡，将在武昌议一议人民日报的问题。②

  成都会议期间，的工作非常繁忙，他经常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用一个小时游泳、散步，其他时间几乎全部放在工作和学习上，连吃饭和游泳休息的短暂时间，他都在批阅文件或看书报。的生活十分俭朴，招待所给他准备了软床他不要，要睡硬板床。招待员看是硬床，又给他准备了三床棉絮。他说只要一床就够了。他的衣着也很朴素，穿的衬衣还打有补丁。经常与招待员谈心，问他们家庭、个人生活和学习情况。吃的饭很简单，只要两菜一汤，稍稍多做了一点菜，他就要批评。他还要炊事员在米饭里加苞谷、豆类等杂粮，还要每天给他送一块烤红苕在饭桌上，说这样既节约又有营养。他还指示会议伙食也要这样办。

  在成都会议期间，除了主持会议、批阅文件、处理国家大事和外出参观考察外，阅读了大量图书。数量之大，使人惊奇。在归还图书时，一部69嘎斯车满载图书，分别归还给省图书馆、杜甫草堂阅览部、四川大学图书馆、省委机关图书馆和成都市图书馆。

  由于的习惯是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10点以后阅批文件和读书。因此，常常晚上10点以后，甚至深夜提出要某一部书，为解决这一个问题，省图书馆古书部确定了晚间值班人员，做到一天24小时都可以借阅图书。

  途经资阳站，下车散步，查看菜地，顺路到一位铁路职工家坐了约10分钟，问了一些家庭情况，然后由职工家的后门出来回到站台。

  离开资阳站，柯庆施找到铁路局长胡景祥问：“怎么车站看不见一个群众呢？领袖不能脱离群众嘛！”

  胡景祥表示，这不是铁路的问题，是地方公安部门布置的。于是，把省公安厅一位护送专列的副厅长找来，要他通知前方停车站允许群众进站，但同时考虑安全，在专列将要出发之前放行。

  看见不远处有两幢农舍，便朝那个方向走去。无奈小道两旁全是水田，道不好走，他只得说：“往回走吧！”

  回到站台，胡景祥向谈起，内江是产糖的名城，南边的自贡市产盐，也很有名，那里还有天然气。来了兴趣，对李井泉说：“天然气我还没有见过，让我看看行不行？”预订的计划原本要去自贡，但计划已临时被取消，再要改变计划很难。听这么一说，李井泉紧张起来。“前面隆昌县有炭黑厂，也有天然气，到那里去看也可以的。”胡景祥出主意说。同意了。①

  下午6时，专列停在隆昌火车站。带领随车领导参观了隆昌气矿炭黑车间。

  在隆昌火车站，车站站长跑来告诉胡景祥：“隆昌县一个负责人也找不到，他们都不在家。”

  胡景祥也慌了，急忙告诉李井泉，他也着急没办法。李井泉陪着，还有柯庆施等不少陪同人员都在那儿等着，从车站到气矿有20多华里，急需用车，怎么办呢？

  就在胡景祥带着车站站长来回奔忙，想办法的时候，突然从内江方面开来一辆小汽车。车停下，跳下来一位省公安部门的。原来，专列在内江车站开动时，这位公安因故漏乘，只得临时找来一辆车赶往下一个停车站隆昌。他的这个差错，没想到救了这里的急。这辆车既小又难看，破旧不堪，但有总比没有强，只好让主席将就了。主席由李井泉陪同坐小车，柯庆施他们十来位陪同人员怎么办？

  胡景祥问站长，能不能找来一辆卡车救急？站长犹犹豫豫地说：“刚才炭黑厂来一辆卡车到站运煤，行不行？”胡景祥听了，只得说：“你快去叫司机把车开到这里来。”一辆既脏又没座位的卡车开到柯庆施等人跟前，正当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有些心急了，他一挥手，大声叫着柯庆施的名字：“快上嘛！”于是柯庆施等人只好一拥而上。

  和李井泉上了小车。李井泉招呼胡景祥上车带路，胡景祥说车站还有事，就让一位负责安全的坐在了司机旁边。天空乌云密布，汽车出发不久，突然下起挺大的雨来。胡景祥心里叫苦，主席坐的车虽然不好，尚能避雨，柯庆施他们坐在大卡车上怎么办？

  再说，隆昌气矿接到火车站的电话，要气矿矿长火速带着小车到火车站。一时找不到小车，矿长刘选伍急忙坐上一辆中吉普出发。公路凸凹不平，司机也管不了那么多，加大油门猛开。

  快到隆昌县城时，迎面来了一辆小车，后面跟着一辆大卡车。会车时，大车上有人向刘选伍招手示意。刘选伍急忙叫司机调头。而隆昌县委领导得知主席专列到隆昌站的消息时，也派了两辆吉普车赶来，在离车站不远的途中与车队相遇，及时使柯庆施他们换了车，免遭一场雨淋。

  刘选伍乘坐的中吉普车速较慢。当他到矿上时，等人已被行管科副科长冯占海迎进矿的小招待所会议室。气矿的几个年轻人林国浓、谢奉露、王大芬远远看见小车里坐的是，急忙跑到招待所，从门外探头探脑。招呼他们进来，问他们的姓名，和他们握手。

  刘选伍忙向解释说：“我原在四川石油局，去年来这里兼任矿长。”他伸手握住伸过来的手，说：“感谢毛主席对我们气矿的关怀。”然后，他转身向坐在身边的李井泉说：“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一下情况吧？”

  大家一起出门下坡。刚赶到的矿党委书记安增彬先行一步去安排一下，这边刘选伍陪坐一辆车，其他人分乘别的车也朝后山开去。

  刘选伍上了的车，十分拘谨。首先开口问他：“天然气含有什么成分？”

  “还有些其他成分吧？”刘选伍说，还有少量的硫化氢。接着刘选伍说到隆昌气矿正在试验用天然气制造合成汽油。很感兴趣，问天然气要制造合成汽油，要去掉哪些成分？刘选伍说，主要去掉硫化氢和氮等成分。

  路不太好走，汽车时而拐弯，时而爬坡，路过机修厂、配电所、仓库，然后直接开到炭黑车间。

  大风夹带着烟雾四处飞散，往车间里边走去，听车间副主任梁锡远讲生产操作过程。

  当他听到天然气中的硫化氢通过脱硫塔被脱出时，抬头看着飘散的烟雾，问：“脱出来的硫化氢到什么地方去了？”

  梁锡远和安增彬回答说，硫化氢随空气跑掉了。本来可以回收硫黄，现在还没有回收设备。意识到，这不仅浪费而且污染环境，他说：“要尽快解决回收处理问题。”

  走到生成炭黑的一号火房面前，梁锡远打开它的小门让察看里边的燃烧情况。风大，又有雨，看不清楚。梁锡远又陪转到最后21号火房门前。这里背风，可以清楚地看到输气管上密密地排着上千支火嘴，喷着红黄色的火焰，烧成的炭黑黏附在火焰上方慢慢移动的槽钢上，再被刮板刮下来，经输送带输送到包装车间。

  看得很高兴。这时在露天，还下着雨，他嫌站着看不清楚，索性撩起身上的大衣，蹲下来看。他问：“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嘴？”梁锡远答，按照设计安装是1728个。看着看着，发现槽铁似乎没有像梁锡远说的那样来回移动，便问：“怎么看不出槽钢在移动？”

  问气矿的年产量，梁锡远说，现在气矿的产量已经比初建矿时增加了五倍以上，有一千多吨，约占全国炭黑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柯庆施说：“看到了，指自贡市是用天然气的热能烧盐，这里的热能没有利用起来。”

  说：“自流井的天然气烧盐，跑掉了炭黑。”他很内行地指出了解决天然气综合利用的问题。

  时间已是晚上7点多钟，风没有停，雨也没有住，的衣帽已被打湿，他还想去看离这里很远的产气井。天黑路滑，加上时间也晚了，李井泉和柯庆施都竭力劝他不要再去，总算点头同意了。

  安增彬回答：“是我们中国专家设计的。”并介绍说，气矿建立在1953年，现在已经从解放前一口小井，发展到了20多口井。

  刘选伍还告诉，他们现在能生产三种炭黑，今年还准备试制一种新产品——高耐磨油机炉黑。听着高兴得不住点头：“很好！”

  回程的路上，两边山坡和桥梁街道，早已挤满了人。坐的那辆小车就在欢送人群组成的夹道中驶出气矿大门。

  胡景祥在隆昌火车站等候着一行。专列要离开时，大量的群众忽然拥入站台，口中喊着“毛主席万岁”，争先恐后跑上前与握手。

  为了安全，胡景祥只得挡在车厢门前，许许多多双手从他面前伸向站在他身后的……

  28日凌晨1时50分，专列抵达重庆。当时贺龙正在重庆，他把自己住的小楼让给。服务人员知道不睡软床，为他换了板床，从楼上拉线，临时安了个电铃，以便随时召唤。

  在重庆，只停留了一天时间。上午，参观了重庆钢铁厂。下午，参观了二九六工厂。

  在江峡轮航行中还与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重庆市委任白戈，江峡轮大引水杨大福和年轻的女三副石若仪谈话。

  问石若仪：“你看过画报上刊登的一位苏联女船长的故事吗？有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困难呢？”

  “学习驾驶困难吗？”“开始上船时，一点也不懂，真感到害怕。”“现在呢？”问。“现在懂得了一些，也没有那样害怕了。”“是啊！”说，“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

  要石若仪好好向老们学习，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很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①

  吃过早饭，快到巫峡时，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首先与船员们见了面，和船长李吉成、莫家瑞、舵工贺理富交谈，问他们哪些地方最难航行？哪些航段需要修整？能不能夜航？有没有船撞在石头上面的情况？

  船员们告诉他，近几年来开展了航道整治工作，过去一些不能通航的险滩地带能顺利通过；由于设立了航标，轮船大都能夜间航行了。

  “你们的航标灯是怎么管理的？”问。长江航运局负责人连忙答道，我们专门设有航道处，下设航道区、段、站。“为什么航标灯不能用电呢？”那人接着解释，过去试过，但干电池容易受潮，亮度没有保证。

  正说着，正面江心中突兀着一块大石头，仿佛直冲而来。只见舵手全神贯注，稳操舵把，灵巧避过，那石头擦着船边掠去。

  “这石头能不能炸掉？”又望一眼已在身后的大石头。船长说：“要炸。解放后已经炸了不少了，今后还要炸的。”

  说：“有些地方航道仍然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话，一面欣赏三峡风光。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

  问起船员们的生活情况：工资多少？比过去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休假？能不能经常回家？看到年轻的舵工贺理富掌舵十分熟练，走过去问：“多大年纪了？”贺理富说18岁了。说：“还年轻啦，要好好学习。”

  他又转身对船长说：“你的经验是丰富的，要多带徒弟，把技术传授给青年人。”

  对驾驶技术也很感兴趣。他问驾驶部和轮机部有多少人？具体担负什么工作？他又向驾驶员们询问如何使用车钟，如何指示方向，如何掌舵。他说：“假如我学习驾驶，一定要学会驶过三峡这一段航程。”①

  过完西陵峡，回到船舱客厅里，同田家英、吴冷西长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命的壮士。②

  经过规划中的三峡大坝坝址，船长受命让船减慢航速。站在甲板上，细致地对设想要修建坝址的地方看了又看，沉默半天不言语，直到船驶出好远。

  对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在南宁会议上虽表示了意见，但还是情有独钟。在成都会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一个意见稿上，作了修改，还加写了一段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②

  30日，船至宜昌，王任重安排宜昌地委书记、荆州地委书记、沙市市委书记上船。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

  很关心经过三大改造后资本家的状况。他说：“帮助资本家找出路，利用他们的资金发展工业，方向是对的。”“像沙市这样的地方，发展轻工业是必要的，把一部分商业资本转移到工业上，是个好办法。”

  对农村的情况特别关心。他关心农民在兴修水利时的合理负担。他说：“你们在农村工作的时候，既要注意依靠贫下中农，又要注意教育农民。中国的农民在打倒地主富农时，有些农民就看着中农，特别是看着富裕中农。在农村，要防止侵犯中农利益，注意团结农民的大多数，注意教育农民，注意贫下中农与中农的团结，我们党如果不团结农民的多数，就会脱离群众。要引导广大农民去发展生产、发展经济。领导农民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生产。”①

  船过公安，吟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听不见，汽笛一鸣到公安。②

  4月1日凌晨2时，到达武汉。正赶上下雨，天气相当冷。到东湖宾馆住下。

  4月1日至9日，在武汉主持召开武汉会议。原来想在武汉听听河南、安徽关于落实农业纲要四十条的汇报，后来索性把没有参加成都会议的华东、华中、华南大区各省、市委主要负责人都找来汇报。

  依次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曾希圣、山东省委舒同、江苏省委江渭清、湖南省委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刘建勋、福建省委叶飞、江西省委杨尚奎、浙江省委江华，关于本省跃进计划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等。这次会议被称为武汉会议。

  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其余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并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1日下午，吴芝圃汇报。吴芝圃讲了一年翻一番的根据，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①

  2日下午，曾希圣汇报。曾希圣讲安徽的水利问题，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看。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提口号要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定一点。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②

  当日，还在东湖驻地接见了波兰政府代表团团长、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和代表团全体成员。

  3日下午，舒同汇报。他讲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说，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③

  晚上7时30分，和与会人员一同到武汉老通成餐馆就餐，调剂一下生活，并亲眼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4日下午，江渭清汇报。他讲了江苏省的一些做法。主要讲报纸宣传问题。他说：“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④

  5日下午，周小舟汇报。他讲了湖南的一些情况。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①

  晚上，在武汉接见了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率领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6日是星期天，上午，在武汉体育馆接见了参加“武汉科技界誓师大会”的武汉地区科学界5300多名代表。

  下午，在武汉会议上讲话。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他作了如下的基本估计：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认为，八大那个时候只是在经济战线上（即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而现在的基本胜利则是包括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只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日上午，根据的意见，由柯庆施主持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吴冷西先介绍了起草这个纲要的想法，希望各省委书记多提意见。到会的九个省、市（上海）委书记都提了意见。

  柯庆施简单回答说，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吴冷西都记下了。说，人民日报要经常注意搞好同全国各省委的关系，多听省委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人民日报要办得好，不仅要同中央各部门搞好关系，还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帮助。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责任帮助把它办好。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全党办报。还说，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可以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到年底再总结经验，加以修改。农业四十条写于1955年，其后经过多次修改，还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会议去。①

  说：“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叶飞在汇报中着重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②

  会议结束后，仍留在武昌东湖湖滨别墅休息，吴冷西、田家英也停留了几天。那时的湖滨别墅，同后来重建的东湖宾馆不同，是一栋石头建筑，并不很大，坐落在东湖岸边。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湖边散步。

  11日上午，早饭后散步回来，叫吴冷西、田家英一起同他在湖边凉棚下闲谈。

  问：在柯庆施主持的会议上，各省委书记谈了些什么意见。吴冷西根据记忆，作了扼要汇报。吴冷西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