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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加强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学技术创新
3.1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新质生产力诸要素实现高效协同匹配
5.5 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独树一帜的“中国光谷”
5.6 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打造“没有围墙的大学”
2023年，习在地方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概念。此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全国两会和赴地方考察中，习对新质生产力作出系统阐释和重大部署，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何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问题。
习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习经济思想的内涵，为中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将为中国和世界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智慧和动力。
“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
2024年1月31日，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水平发展进行集体学习，习发表重要讲话，对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概念进行深入阐释——
“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的提高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高水平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旋律。近年来，科学技术创新成果丰硕，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日益显现；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显著地增强；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发展动力活力竞相迸发；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加快，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制约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因素还大量存在，要格外的重视，切实解决。
习指出，高水平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水平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要求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2]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驱动主导的生产力。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学技术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挥关键作用。回顾历次产业革命，都是新的科学理论作为基础，由此带来新生产工具的出现、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重大调整、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变革。技术革命性突破将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进而实现生产力的大幅跃升。
新质生产力是变革增长方式的生产力。传统生产力推动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普遍依靠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大量投入的水平型、复制型扩张，严重依赖要素投入。新质生产力致力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与劳动效率、改进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犹如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改变“自变量”要素投入与“因变量”产出之间的对应法则，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
新质生产力是应用于产业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高质量供给满足和创造新需求，又通过新需求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产业，带来产业体系的变革。从产业高质量发展梯次看，科学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后，能够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起的产业，催生构建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的不断迭代升级。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绿色发展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摆脱传统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对传统资源、能源的过度依赖，是体现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型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
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产生前，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等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对生产力进行了研究和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深刻阐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3]“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这中间还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的全部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4]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本原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5]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国从始至终坚持运用并结合自己实践持续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精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7]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8]
十八大以来，习格外的重视生产力的作用，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9]“一定要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0]“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11]
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就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习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洞察和把握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创造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理论。习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水平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12]。习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阐明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路径和科学方法，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何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标志着中国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境界。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一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3]
习经济思想植根中国发展的时空方位，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为中国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指明正确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习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习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对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十八大以来，习围绕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蕴含着内在统一的逻辑性。“经济发展新常态”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语境，“高水平发展”提出了塑造中国未来发展的大逻辑，“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明确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和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新质生产力”揭示了生产力演变规律，体现了生产力升级方向，旨在释放驱动高水平发展的新动力。
当前，全球科学技术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习始终把握生产力发展大势，指引中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不断推动生产关系变革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确保中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不断向前。
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为习经济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底层逻辑。习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开宗明义、一语道破，指明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就是创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当前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实现以科学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通过科技创新不断增加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更能适应人的物质需要和心理需要，让供给与需求出现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匹配度。习强调推进“高质量发展”，明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创新发展依靠新质生产力来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本特征在于形成新质生产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竞争力体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这些重要概念提供了创新引领发展、以先进生产力赋能发展的底层逻辑，标志着习经济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进一步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实践价值，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发展新质生产力，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生动实践，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与生机活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具体体现，是以更先进的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也意味着中国将以更大决心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与其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当现有生产关系构成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时，生产关系的变革成为必然，这种变革又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习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14]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有力推动生产力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样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是一个推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紧迫命题，需要在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领域不断深化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
新质生产力以平衡供给和需求为目标导向。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两者之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以优质供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必有之义。
二十大报告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15]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产业，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将主动创造、激发并满足新的需求。与此同时，生产力不能脱离需求而单独存在，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供给，必须通过交换转化为消费才具有意义。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为导向，充分发挥需求对生产力发展的牵引功能。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发挥创新第一动力作用，着力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以优质有效的供给满足和创造需求。在持续扩大内需、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要促进供给侧不断升级创新，推动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劳动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地变化。新质生产力也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动态生成、不断发展的。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科技的不断进步，将推动新的生产力质态、产业业态次第产生。掌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动权，必须密切跟踪科技前沿动态，把握科技发展趋势，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持续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在科技创新上，要以形成现实生产力为基本导向，避免不切实际、“邯郸学步”；在产业发展上，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要避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习有一句形象生动的比喻：“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不行。”各地在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的同时，不能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发展未来产业有机统一起来，科学统筹推进。当前，既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也要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社会经济形态及文明的跃迁，生产力和生产工具都是重要标志。从人类历史看，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到钢器时代，从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到信息时代，既反映出工具的变迁，又反映出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文化发展、文明进步。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生成是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重要标志。文化是活跃着的文明，文明是沉淀下来的文化。文明的本质是一种进步状态，不断掌握新的科技手段，才能推动文明的不断发展。当前，世界正处于以信息化全面引领创新、以信息化为基础重构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新阶段。谁能更好认识和把握这一大势，更好适应和引领新生产力发展方向、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谁就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国力。新质生产力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日益生成、不断演进的时代提出的。要看到颠覆性创新及其应用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文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也是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
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应变局、育先机、开新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和历史主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时代所需、发展所急、大势所趋。
经过新中国成立7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但在科技创新、产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客观上要求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建成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踏上新征程，扭住创新“牛鼻子”，厚植发展“绿底色”，下好改革“先手棋”，打造人才“强引擎”，中国将不断开辟新赛道、增强新动能、塑造新优势、拓展新空间，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当前，世界经济仍在艰难复苏中，尚未找到有效的新增长动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4年4月的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2%，相比2023年10月的预测值上调了0.3个百分点，但仍远低于3.8%的历史（2000-2019年）平均水平。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增长的动力源，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约30%。中国加快形成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的新质生产力，将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有力助推全球技术变革。2023年，中国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3.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1%，[16]研发支出绝对额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达401.5万件，同比增长22.4%，成为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持续为全球创新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中国新质生产力走向世界，将助推全球经济发展。中国的5G技术为多国通信与移动互联网提供支撑。中国的台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手机等产量长期保持世界第一。新模式也在走出国门，来自中国的Temu等多款软件成为全球市场下载量增速最快的购物应用，越来越多人开始享受由中国企业提供的高性价比商品与服务。
中国正在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提供重要支持。中国建立起高效的太阳能装备、电动汽车等生产制造体系，有效降低了世界绿色低碳转型的成本。2023年，中国以新能源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出口在全球贸易疲软的大背景下逆势增长，突破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9.9%。
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多参与新兴产业的机遇，共享新质生产力发展红利，这将对推进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7]
2.1 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从“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8]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再到“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20]，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技术之于发展生产力核心关键作用的认识，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演进。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当前，科技创新以无处不在的渗透性、扩散性、带动性，广泛赋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创新整体实力稳步提升，基础研究能力不断增强，2023年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提高到6.65%；中高端人才数量红利逐步显现；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应用场景丰富；产业链结构全、链条长，制造业规模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将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关键核心技术在产业技术生态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增强科技创新引领作用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保证。
习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21]只有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才能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必须聚力突破重点难点。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在基础原材料、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领域全力攻坚。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为突破口，前瞻部署一批战略性、储备性技术研发项目，实施好国家重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要优化财政科技投入，引导企业和社会增加研发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加大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健全新型制。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完善顶层设计，科学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把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科技攻关的强大合力。
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当前，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全球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迫切需要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
2023年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集体学习。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22]
近年来，中国“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取得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建成“中国天眼”FAST、稳态强磁场、散裂中子源等一批国之重器，在量子计算、人工合成淀粉、纳米限域催化等方面实现突破。
基础研究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源头。通过基础研究才能变不确定性为确定性，变未知为已知。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越来越大。
一方面，要优化基础学科建设布局，支持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冷门学科和薄弱学科发展，以高质量学科体系支撑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另一方面，要增加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满足不同类型基础研究的需求，为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的持续涌现提供资金支持。
对重大科学问题和重大战略需求，必须系统谋划、前瞻布局，统筹部署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占据前沿技术制高点为目标，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加强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装备研制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设计、一体化部署。
企业是科技创新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42.7万家，较上年增加7.2万家，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290.9万件，占比增至71.2%，首次超过七成。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连续多年超过75%。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
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中国多措并举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决策方面的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参与国家科技创新决策；强化企业在研发投入中的主体地位，加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落实力度，打通科技、产业、金融的链条；强化企业在科研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在重大专项、重点工程等关键技术攻关项目中，让企业唱主角。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关键在企业。中国将继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规，破除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等政策障碍；健全产学研成果对接和产业化机制，支持企业建设中试验证平台，提升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发挥领军企业的牵引推动作用、中小企业的配套支撑作用，促进全产业链上下联动、融合发展，形成完善的产业生态。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一大批高素质复合型科技企业家。他们不仅要具备创新精神，还要具有科学素质，能够洞察科学新发现的重要价值，并具有围绕创新组合生产要素、协调产学研各方的能力。中国正在创造良好环境，让通晓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和管理方法的企业家脱颖而出。
人类近现代史上历次生产力的跨越式进步都伴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生。但科技革命只有在适宜的经济条件与社会体制下才能催生产业变革。
当前，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等为重点的新一轮科技浪潮扑面而来，各国纷纷加快实施推动新产业革命的国家战略，比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国的“工业4.0”、日本的“再兴战略”、法国的“新工业法国”、英国的“高价值制造战略”等。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中国产业体系较为完备，在全球分工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些产业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必须把这个优势巩固好、发挥好。
传统制造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基础。为传统产业赋予“新”和“质”，就是要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加快结构体系升级、技术路径创新、发展模式优化，促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加装“高端”引擎。加快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势领域锻长板，推进强链延链补链，支持传统制造业深耕细分领域，孵化新技术、开拓新赛道、培育新产业。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强化传统制造业基础支撑体系。
加装“智能”引擎。加快数字技术赋能，大力推进企业智改数转网联，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制造全过程、全要素深度融合。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化协同，推动产业园区和集群整体改造升级。
加装“绿色”引擎。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以产业含“绿”量提升发展含“新”量。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指导意见提出的目标，到2027年，传统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有效支撑制造业比重保持基本稳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增强。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90%、70%，工业能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23年下降13%左右，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超过57%。
当前，中国正在推进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根据国务院印发的行动方案，中国将聚焦石化化工、钢铁、有色、建材、机械、汽车、轻工、纺织、电子等重点行业，开展先进设备更新、数字化转型、绿色装备推广、安全水平提升四大行动，全面推动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奠定坚实基础。
战略性新兴产业处在科技和经济发展前沿，对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实力特别是核心竞争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2023年9月，习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3]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先导性，融合化集群化是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通过产业在一定地理空间的集聚，实现人才、技术、资金的有机结合和效益最大化，已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2024年3月，南京发布18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聚焦“AI+工业”“AI+电力”“AI+交通”“AI+医疗”“AI+信息消费”五大领域，打造底层技术和应用协同的“试验场”，探索落地更具前景的人工智能创新模式和产品方向。
当前，中国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机遇，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领域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产业集群，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新增长点。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还需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完善生态构建和场景应用、加强数字平台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
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链主优势、平台效应和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共融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要完善生态构建和场景应用，强化政府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引导带动，支持各地围绕禀赋优势、着眼未来发展，打造细分领域的标志性产业，以产业需求牵引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要以数字平台建设促进数实融合，以数字化为基础，集合行业上下游相关企业、行业科研机构和政府公共部门等创新力量，实现系统集成、资源共享。
未来产业是重塑全球创新版图与经济格局的前沿力量，是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习高度重视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决策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中国未来产业发展思路不断明晰，重点领域发展蓝图逐渐展开。
当前，未来产业已成为从中央到地方打造新增长引擎的关键领域，发展未来产业不仅有望培育形成一批千亿级甚至万亿级新支柱产业与产业集群，还能通过广泛赋能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在强链补链延链上发挥更大作为。
2022年11月，科学技术部、教育部批复《未来产业科技园试点及培育名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湖北省、广东省、四川省、陕西省、黑龙江省等8省市的10家未来产业科技园成为首批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试点。2023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工作的通知》，面向元宇宙、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通用人工智能等四个重点方向，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落地应用。
各地结合科技与产业基础竞相“落子”未来产业。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地率先出台关于未来产业的发展规划、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与配套政策，把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作为拼经济谋长远的重头戏。
中国未来产业正处于创新活力、辐射能力、综合实力实现大跨越的关键时期，要不断创新适应产业发展的思路和举措，前瞻谋划未来产业时空布局。由于未来产业的技术路线有待清晰、商业模式亟需成熟，培育未来产业不能简单使用大水漫灌式支持，需要精细的温光水气调控式支持，其支持导向要更加突出厚植发展土壤、更加突出扶小扶新扶幼、更加突出强化原始创新、更加突出场景市场支持，创新监管模式，加大制度供给，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敢闯敢试的创新氛围和发展空间。
不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关键都是从实际出发，都要立足科技基础，用好用足自身优势。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水平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24]
习强调的“因地制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中国不同地区结合自身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
“因地制宜”，既是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也是对创新规律的深刻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涉及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组织管理、人才引育等多个层面，各地资源禀赋、主体功能、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存在差异，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打法也会不尽相同。不能忽视创新规律、产业规律和自身条件盲目行动，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
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看，从来没有相同的发展路径，也没有可以简单照搬照抄的发展模式。要着眼国家区域创新布局，立足各地特色优势和基层探索实践，找到科学合理的创新发展路径，避免千篇一律、搞一种模式。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注重创新成果的落地应用和价值转化。创新成果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更要成为生产线上的产品、大市场里的商品。在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过程中，要更加注重解决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问题，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增强地方发展内生动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内卷式”同质化竞争。在谋划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时，不必一味追求大而全，不能只盯着某些领域、某些产品，而要发挥比较优势，形成错落有致、互嵌互补、各有千秋的整体格局。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跨部门协调合作，打通科技链、产业链、政策链、人才链、资金链，避免各地区各部门“各播各的种，各撒各的肥”，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优化，从彰显国家整体优势的角度科学布局、各展其长。
科技创新等不得，也急不得。做好创新发展这篇大文章，必须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坚持以产业创新为有力支撑，坚持统筹兼顾，才能让科技创新成果迸发涌流，使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步伐更稳健、动力更强劲。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25]
习指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26]“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从人类工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能够引领全球科技浪潮和工业革命的国家，一定是构建了新的、相对于其他国家能够更有效激励创新、保护创新的制度体系。这正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国家间竞争表面上是新技术和新产业的竞争，本质上则是国家间的制度竞争，谁能率先提供与新科技浪潮和产业变革匹配的市场机制、产业监管、金融制度、产业政策，谁就能够在国家间的新质生产力竞争中胜出。
3.1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新质生产力诸要素实现高效协同匹配
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持续探索和实践，创造性地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八大以来，中国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为各类生产要素高效协同匹配奠定制度基础。
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是包容了全新质态要素的生产力。在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实现总体跃升、优化组合、创新性配置，必须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要素的新特征。
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新型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不同于传统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的普通技术工人，新型劳动者代表现代劳动力的转变，是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型战略人才和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强的学习能力，不仅掌握传统职业技能，更能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的工作环境，具备跨界融合的综合能力。
新型劳动者，包括引领世界科技前沿、创新创造新型生产工具，特别是在颠覆性科学认识和技术创造方面作出重大突破的顶尖科技人才，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一流科技领军人才；以卓越工程师为代表的工程技术人才和以大国工匠为代表的技术工人；敢闯敢干，拥有战略思维，能够敏锐把握科技前沿技术和产业趋势，持续投入创新、能够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优秀企业家。
更为高精尖的劳动工具是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等融合应用，孕育出一大批更智能、更高效、更低碳、更安全的新型生产工具。传统机械为主的生产工具发生颠覆性变化，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等广泛应用，极大丰富了生产工具的表现形态。劳动过程向平台化、生态化、共享化、远程化生产协作转变，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融合，极大提高了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作为劳动工具的重要方面，新型基础设施是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支撑。新型基础设施以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为核心，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特征，包括高速网络、大数据中心、智能物流系统等。中国正在加快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这将为新型劳动对象的生成和新型劳动工具的应用提供必要条件。
更广泛的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得益于科技创新，人类劳动对象发生极大变化。一方面，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和能量的手段更加先进，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范围扩展至深空、深海、深地等；另一方面，人类通过劳动不断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并转化为劳动对象，大幅提高了生产率。数据等新型劳动对象在各行各业中广泛渗透，将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效能。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驱动下，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生产方式实现变革调整，推动劳动力、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便捷化流动、网络化共享、系统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2024年1月31日，习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27]
十九大明确将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2020年，《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出台，分类提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个要素领域的改革方向。
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正持续向深入推进。2024年开年，中国发布《“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明确提出“发挥数据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与前期“互联网+”行动相比，“数据要素×”行动充分体现了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考量。
市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有着非常丰富应用场景和放大创新收益的优势。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支撑科技创新加快向产业创新转变；可以更好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和集聚效应，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可以让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为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创造有利条件。
近年来，中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取得积极进展，包括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全面启动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推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和碳市场等。同时，废止、修订和纠正了一批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在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信用等方面出台了一批配套政策。
下一步，中国将持续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为经营主体构建良好环境；优化创新资源布局和产业布局，构建省级—国家级—世界级集群梯次培育发展体系，推动制造业在国内有序转移。
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要从制度上为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基础支撑。
中国正在建设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是一项基础性改革，其特征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内容涵盖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基础制度、高标准的要素市场体系、高标准的市场环境和质量、高标准的市场基础设施、高标准的市场开放、高标准的现代市场监管机制。
就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基础制度而言，严格的产权保护，是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的原始动力；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前提条件；公平竞争是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可以促进经营主体充分竞争、优胜劣汰。
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更加强调制度的完备性、更加强调公平竞争、更加强调政府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性。总而言之，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对于调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新质生产力条件下，对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数量型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提出更高要求，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据、空天、深海、频率等新型要素形态加快涌现，知识、技术、管理等质量型要素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是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题中之义。
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大强调，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
当前，中国正在完善劳动参与分配的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巩固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完善资本参与分配的机制，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完善收益与风险匹配机制；完善土地参与分配的机制，提高土地要素配置精准性和利用效率，建立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知识参与分配的机制，在全社会形成知识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者得到合理回报的良性循环；完善技术参与分配的机制，建立健全对科研人员实施股权、期权和分红激励的机制；完善管理参与分配的机制，统筹用好员工持股、股权激励、股权分红等中长期激励措施；完善数据参与分配的机制，建立健全数据权属、公开、共享、交易规则，让数据所有者能够从数据使用中获得应有收益。
习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28]“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29]。
教育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科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资源。中国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进一步强化资源协同配置的坚实基础，激活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引擎。
必须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上下功夫。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给予科研单位更多自主权，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要围绕“为谁创新、谁来创新、创新什么、如何创新”，对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全链条整体部署，对政策、资金、项目、平台、人才等关键创新资源系统布局。要健全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制度，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必须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上持久发力。要围绕人力资源深度开发和创新驱动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要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行业需求，调整优化高校学科布局、学科结构、专业设置。无论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要注重激发人才的创新性思维和创造性能力。
必须推动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持续突破。要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人才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要杜绝“一把尺子量到底”，加快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要积极为人才“减负松绑”，给予人才充分的信任、宽松的成长环境，特别是对于一些研发周期很长的基础科研和技术应用，要保持战略耐心。要落实好“揭榜挂帅”和“赛马”等制度。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要素的跨区域循环通道，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发展，也必须在高水平开放的条件下进行。
习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30]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日益增多的不确定因素，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构筑重要支撑。
优质资本、关键资源、先进技术、拔尖人才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当前，全球资源配置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承担了三个重要角色，深度参与者——深度参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积极促进者——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合作创新者——共同推进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外媒称，中国正在推动形成一个全球性技术生态系统，逐步成长为国际科技合作不可忽视的参与者、全球创新资源要素重要的引力场。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位势稳步提升，为在更高层次融入国际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奠定坚实基础。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以一系列有力措施释放更加鲜明的开放信号——
中国宣布在增值电信等领域开展准入试点，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出台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公布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等；《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提出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实施路径，在贸易结算、电商支付、碳交易、绿色电力交易等领域试点使用数字人民币等举措；举办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数贸会、消博会等重大展会，打造双向开放平台……
中国开放的大门正越开越大，促进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同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通过打通制度、规则等层面存在的各种壁垒，能够有效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进一步发挥对全球优质创新要素资源的集聚作用。
习强调，要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积极主动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31]。
围绕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在开放布局上，中国坚持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更好结合，探索适应沿海内地联动发展的开放制度规则；在开放方式上，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在开放水平上，坚持制造领域开放与服务领域开放更好结合，构建推动教育、医疗、金融等开放新规则新标准；在治理机制上，坚持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更好结合，参与推动全球制度型开放，做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贡献者。
当前，中国加快推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自贸试验区提质扩围至22个，率先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等具备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相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增至11个；全面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为加快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作出中国贡献。
发展新质生产力，符合中国实现高水平发展的愿景，也符合世界对中国提供“动能变量”的预期。尤其是在绿色环保、数字革命等领域，中国与国际合作伙伴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在新质生产力领域持续深化国际合作，不仅有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能级提升，也将进一步优化全球资源配置，让各个合作国共享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机遇。
中国正努力深化国际合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夯实基础，具体措施包括：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加快建设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贸易和物流大通道，进一步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并推动WTO进行必要改革，进一步完善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
2023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301亿美元，同比增长11.4%，连续11年稳居世界前三。对外投资存量2.8万亿美元，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6年保持世界前三。截至2023年底，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超3000亿美元，境外经贸合作区超过100家，在共建国家承包工程完成额近2万亿美元，“一带一路”投资合作走深走实。中国持续深化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和蓝色经济合作，与38个国家签署相关领域投资合作备忘录64份；与60个国家建立70个双边投资合作工作组；在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50多个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
习指出，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32]。
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这是中国在扩大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为重要牵引的国际合作，将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生动的实践。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中国一如既往，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努力为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33]
生产力的发展是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工业革命迄今200多年来，少数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生产力的跃迁。然而总体来看，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仍然面对诸多挑战，包括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形势严峻、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化逆流等。
在此背景下，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动作为之举，也是以自身现代化实践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担当之举。
在全球经济版图中，中国发挥的“引擎”和“压舱石”作用越来越突出。彭博社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经济预测数据，预计2024年到2029年，全球经济增长的75%将集中在20个国家，中国的贡献最大。同期，全球新增经济活动中，中国占比将达到21%左右，高于七国集团的20%。[34]
为什么中国能在世界经济艰难转型的过程中持续发挥引擎作用？
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中国积极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牵引，努力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配置来推动产业创新，不断开拓新领域、新优势、新赛道，培育发展新动能。
当前，新质生产力正在激发中国市场的活力和潜力，增强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韧实力。2023年，中国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和纳米技术应用三大产业产值超550亿美元；预计到2027年，数字经济规模有望达到15.7万亿美元。中国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努力正在引领构建全新的零碳产业体系，引发海量投资与产业机遇。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领导者。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发布的《2024年全球风能报告》，2023年，全球新增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达到创纪录的117吉瓦，比2022年增长50%，但如果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话，全球风能产业的增长实际已陷入停滞[3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使其他经济体的产出水平平均提高0.3个百分点[36]。随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蓬勃兴起，新质生产力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力，带来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和消费市场的持续增长升级。届时，中国经济引擎给世界带来的利好将颇为可期。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将进一步放大中国市场的独特优势，为国际合作伙伴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首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会带来劳动生产率、产业附加值水平、劳动者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到2035年，中国中等收入人群预计会达到8亿，形成更为强劲的购买力。随着新质生产力持续不断的发展，消费场景也将不断拓展，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迅速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激发出多样化、高端化的消费新需求。在购买力和需求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的进口规模会随之扩大，中国的贸易伙伴将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分享中国大市场的发展机遇。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将使中国成为全球创新链中更重要的环节。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正在参与到中国先进产业链的打造和创新链的升级，把在华投资的更多精力放在创新赛道上，更加注重研发和开拓具有高附加值的创新技术和服务。对很多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已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还是创新收益的“放大器”。
不少跨国公司都用追加投资对中国的创新发展投下“信任票”。扎根中国30多年的阿斯利康将投资4.75亿美元在无锡新建小分子药厂，投资7亿美元在青岛建立吸入气雾剂生产供应基地；法雷奥在上海建立“舒适驾驶辅助系统”生产研发基地；GE医疗(中国)未来三年在中国的研发投入将再翻一番。放眼世界，很难找到像中国这样规模巨大、空间广阔的投资高地，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将进一步巩固外国企业界对“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的认同。
中国的不可替代，可从跨国公司财报中管窥一二。2023财年，博世集团在华销售额增长超过5%，其中智能出行是其在华业务的主要增长动力。苹果公司大中华区营收约占公司总营收五分之一。上海超级工厂已成为特斯拉在全球主要的出口中心，效率稳居同业前列。2024年4月下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时隔不到一年再度访华。一大批有远见的外国企业家已敏锐感知到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机遇。
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变革力量，也对中国经济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考验。
当前，中国着力完善自身经济制度、提升经济治理能力。这种战略主动性彰显了中国的制度自信，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治理的宝贵经验和实践范例。
当前，中国正在跨越后发国家普遍遭遇的“比较优势陷阱”，在许多新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应用上处于领先地位，与发达国家同时面临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为此，中国积极完善政策规划、填补制度空白、挖掘体制机制优势，在变局中开新局，积极把握战略主动。
中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的制度探索令人瞩目。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发展数字经济高度重视，数据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2020年4月，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数据作为一种新生产要素首次写
